说到寺庙经济，人们会自然想到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寺庙作为三大领主之一，在政治、行政和经济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藏政治现象中最不寻常的是它的双重体系：每个俗官都有一个相应的僧官”，达来喇嘛是三大领主的总代表，噶厦政府中的首席噶伦和各基巧的首席长官也都明确规定必须由僧官担任，每年春季举行法事活动时，拉萨市政直接受哲蚌寺喇嘛的管辖，宗教集团实际上控制了西藏社会。西藏的大寺庙都有自己的武装。

 　　许多世纪以来，教育也主要是寺庙承担的，在西藏宗教气氛强烈，似乎整个社会的活动都是围绕宗教而展开的。1952年，拉萨城镇人口为3.7万人，其中1.6万人是喇嘛。“寺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其拥有的绝对人数之多，在藏民中所占比例之高，世所罕见。”寺庙在经济上拥有雄厚的实力，其影响面涉及到农、牧、商、贷等诸多方面。

　　西藏和平解放前，实有耕地约300万藏克（1克相当于1亩），寺庙占有39.5％。西藏寺院拥有牲畜最多，约为总数的40-50％。1959年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8435英亩，11万头牲畜和4万多农奴。一般情况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寺庙不仅拥有庄园、牧场、农奴和手工业作坊，还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寺庙参与贸易活动的程度可以从它们囤积货物的情况反映出来。如1959年定日县协格尔寺囤积的茶叶，足够该寺消费90年，这些茶叶实际上是该寺为其贸易活动而囤积的货品。放债和高利贷是寺庙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寺庙债务约占西藏放债总和的80％。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达来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放债藏银303.9万两，年息10％。哲蚌寺放出高利贷粮食累达1亿6千万斤，银元1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5％。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一般在30％；借粮的年息是‘借四克还五克’（25％）”。寺庙高利贷的利率“一般年息为30—50，小额的高达100—150％”。

　　虽然寺庙收入很多，但各寺庙提供给普通喇嘛的食物等却是十分有限的。由于寺庙的喇嘛们经常从进香者那里得到大量布施，普通喇嘛实际上靠布施生活。如哲蚌寺一年的布施收入为藏银6200秤（1秤50两），粮食1100克（1克=28市斤）和酥油59500聂嘎（1聂嘎4市斤）。这些布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农奴和牧民，当他们将自己劳动收获的大部分付给农奴主、政府之后，再将一部分产品贡献给寺庙，所剩下的连维持生存都极为困难，更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资金。

　　宗教活动开支浩大，入不敷出，不足部分由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补足。1795年呈报清廷的报告说：“布达拉宫每年除收实物外，各项收入折合银两约127000两，但每年支出为143600两，仅正月和二月念经办法事就需7900两，不足部分都由清廷补足。”扎什伦布寺每年收入“实物（本色）折色约合银66900两，计每年用度需74600余两。”贝尔援引《1917年西藏噶厦政府财务报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说：是年噶厦政府收入为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为80万英镑，噶厦政府又从自身收入中拿出 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政府拿出收入（税收、放债和拥有庄园和牲畜等）的一部分给寺庙，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基层行政。“一般估计，各宗（相当于县）政府送交寺庙作为宗教费用的实物，要占全宗全年收入的50—60％。”

　　可以说寺庙既从自己的领地上征收财物，又从政府和朝香者那里聚敛了大量的财物，是西藏财富的最大拥有者和最大消费者，寺庙的宗教活动耗费了西藏有限物质财富的主要部分。在西藏不仅寺庙在从事宗教活动，行政机构最关注的也是宗教活动，寺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寺庙的消费而进行的。这种寺庙经济与庄园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紧密结合，构成了西藏以宗教集团为核心的不可分割的“噶厦、贵族、寺庙”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加上多如牛毛的乌拉差役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寺庙经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